对话 UCSD 教授周源源:学术界与产业界“双管齐下”是一种什么体验?

2019-08-13 |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

编者按:本期“对话”,我们邀请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周源源作为对话嘉宾,她一直致力于计算机可靠性、数据中心管理和移动系统的研究,也是今年 SOSP(操作系统原理大会)的程序委员会主席,在学术界与产业界都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对话主持人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周礼栋,他曾担任系统领域顶级会议的联合主席。计算机系统研究有何新趋势?如何让学术研究与产业经历相互促进?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这两位顶会主席将就这些问题分享自己的观点。


对话嘉宾:周源源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工程系教授、ACM Fellow、IEEE Fellow、SOSP'19 程序委员会主席、ASPLOS'16 程序委员会主席、FAST'12 程序委员会主席、马克•维瑟奖得主、IEEE Computer Society Research Advisory Board Member 2018-2019

 

主持人:周礼栋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IEEE Fellow、计算机学会计算机系统会刊编委会成员、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存储会刊编委会成员、SOSP'17 大会主席

 

系统研究就像“破案”

周礼栋:在中国,计算机系统研究一直不如多媒体、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受追捧,但其受关注程度正不断上升。您在计算机系统领域耕耘多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您能分享一下您眼中的系统研究的魅力吗?

周源源:我从小特别喜欢玩计算机游戏,也爱看侦探小说,我对这些比较复杂的东西感兴趣。系统研究就像侦探小说一样,看似复杂,但如果能从中找到一些有规律的东西,就能给人一种成就感。我做系统研究时,每当从那么乱的数据或情景中突然看到一些可以遵循的规律,就觉得像是破了个案子。

周礼栋:这个观点很有趣,看来我也应该鼓励自己的小孩多看一些侦探小说,以便他将来也能够进入系统研究的领域。

周礼栋:您在2015年因“在计算机系统研究方面的创新性工作”获得了马克·维瑟奖(Mark Weiser Award)。您是该奖第一位女性获奖者,您能否谈一下您对科研创新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的女性科研人员有什么寄语?

周源源:对这个话题我可能有比较多的分享,因为我有两个女儿,也带过一些女博士。在理工科或计算机系统方面,女性好像经常轻易给自己下“不行”的定论,或者听别人说一句“不行”,我们就立马接受了。我从小生长在湖南的一个小城市里,小时候经济条件不好,父母也给不了我比较好的环境,我读的也是普通高中。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所以对父母来讲我真的是可有可无。但有一点我特别感谢父母,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女孩子这个不行或者那个不行。他们总是告诉我,凡事要靠自己去努力。

我个人感觉,女性比较有耐心和韧性,而科研恰恰是一个马拉松而非短跑。我有两个女儿,老大在哈佛大学快上三年级了,因为我想培养她的耐心和韧性,所以一直鼓励她踢足球,她已经踢了15年了,现在也还在坚持。我有19位已经毕业的博士学生,有六位在北美高校做教授,其中两位是女生,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卢山,她是明年 OSDI 的程序委员会联合主席。另外一个是普渡大学的谭琳,两个都已经拿到终身教职。我对女生偏向于多鼓励,因为我特别怕别人的影响让她们给自己下定论。大家对女性做科研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偏见的,所以我们要不停地提醒自己。

周礼栋:我在科研生涯中也遇到过非常多优秀的女性研究员,我们研究院现在也在女性专题上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以后能有机会邀请您来参加我们的 Ada Workshop。

周礼栋:您今年担任了 SOSP(操作系统原理研讨会)的程序委员会主席,您能跟大家“剧透”一下今年大会有哪些令人期待的主题吗?

周源源:今年大会收到的论文特别多,从整体来看,除了延续往年的故障排除研究,领域内有越来越多贴合 SysML 主题的论文,就是研究系统如何更好地支持和部署机器学习模型。我觉得这也是大势所趋,因为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多,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计算,系统和平台的支持愈发重要。与这个话题比较接近的还有大数据处理甚至是图处理的系统支持。另外,关于系统安全的文章也比较多。最后,持久性存储器也是一个趋势,我看见了不少探讨怎样从系统方面利用这种持久性或者我们在系统上要进行什么改动的论文。我觉得今年的很多论文都挺精彩的。

周礼栋:所以我们看到系统领域和其它领域交融得越来越多。

周源源:对,因为很多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数据处理都用到了底层硬件的加速器,持久性存储器也和硬件相关,安全性也涉及到各个方面,所以现在交叉的现象很普遍。

三次创业:让研究与产业经历相互促进

周礼栋:我们现在换一个讨论的方向。您在大学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除此以外您还有丰富的创业经验,先后创办了三个创业公司,能否简要讲述一下您创业的故事?

周源源:可能我的创业经历和很多教授不太一样。第一点,我是先做公司再去高校任教,博士一毕业我就去创业开了公司。创业两年公司被收购以后,我导师建议我去做教授,当时我并不想去学术界,因为我觉得没有能力去指导别人,但还是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做了之后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份职业, 所以一直很感谢导师当时的指引。

第二点不同是,我不是主动计划要创业的,每次创业都是“被人拖下水的”。例如,我第一次创业是因为导师和几个工业界的人看中了我博士毕业论文的想法,我那时候也不懂什么是创业,只是觉得这是个难得的经历,所以我就成为了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第二次创业是在 UIUC 做教授的时候,发的论文被两家大公司看到了,刚好他们也在寻找能解决他们问题的技术,他们就问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做成产品。我最初是拒绝的,但他们仍不放弃。当时我正好碰上 UIUC 提前两年给我终身教授,而且 UIUC 也想发展当地经济,特别支持创业,我便和几个刚毕业的博士和硕士生开了一家名为 Pattern Insight 的公司,在2012年被 VMware 收购并成为他们的核心模块之一,而且保留了我们产品名字 Log Insight。

第三次创业是做会议软件 Whova。我看到很多学生参加学术会议时不知如何与人社交,我也是内向的人,我明白内向的人出去开会时总是没有勇气跟人说话,就想做一个软件让开会的人相互认识交流。最初是为了好玩,但逐渐有不少大型学术会议、商务会议、公司年会甚至是联合国的会议都开始用我们的 APP。

周礼栋:听了您的创业故事我觉得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几点:第一,研究的选题非常重要,感觉您的选题都很有实用价值,所以才会有创业的机会;另外我觉得取一个好名字也非常重要,这个名字会持续下来。

周源源:对。

周礼栋: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双重身份是不是给您带来了一些独特的视角或者是优势呢?

周源源:优势是两方面的。首先,当我从产业界到学术界,我更清楚系统方面到底面临什么实际问题。我博士论文做的是存储系统,我在最后一部分花了5个月做算法,而创业的时候我带着10个工程师花了两年 debug,最后才做成产品。当时我觉得已有的 debug 工具特别糟糕,所以去到 UIUC 时就很想换研究方向,想做一些 debug 的工具给系统开发人员用。当时系主任还警告我,认为我在没有拿到终身教职之前换方向非常冒险,还可能拿不到科研基金,但我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换掉了。现在回想起来,多亏当时换掉了,这让我在对我来说全新的领域闯出了自己的路。这也让我提早拿到了终身教职,在产业界痛苦的 debug 经历却成了我的优势。

而从学术界到产业界,我会更加严谨,强调数据驱动。当有人提出新点子时,我都会先看数据,而不是拍脑袋做事。这也是学术界的人的优势。另外,创业公司的工作很琐碎,如果我整天呆在公司里,我觉得是很难创新的。当我回到学校和博士生深度讨论,反而更容易产生灵感。

周礼栋:您刚才说得特别好,我在工业界的研究院里深有同感。我们以研究的严谨态度去看待实际问题,在这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实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从您刚才说的我也明白了您为什么能拿到马克·维瑟奖,概括起来就是:实际问题驱动研究、数据驱动项目、兴趣驱动创新。

不只以博士学位为目标培养学生

周礼栋:刚才谈了很多您在科研和创业方面的成果,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您在培养新生代计算机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方面的成就同样令人倾佩。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的几位学生,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卢山还有多伦多大学的袁丁。我曾经也跟您的另外一位学生黄鹏有过合作,他现在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助理教授。

周礼栋:我在和他们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感觉到一种很特别的“源源派”风格,我觉得他们在学术方面非常严谨,在生活和工作等方面认真负责,而且敢于挑战很难的课题。所以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人才培养上的理念和经验呢?

周源源:首先当然是这些学生本身特别优秀。其次,我特别相信他们。博士生进入我实验室的第一天,我就会说,“你百分之百能拿到博士学位。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拿一个博士学位,那我争取三年让你毕业,这样大家都方便;但是如果你想以后干大事,那我会对你非常严格。”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选后者。既然要做大事,大家就应该很自觉,我也从来不去办公室查学生有没有工作。我们组的学生从来不只以获得博士学位为目标。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安慰他们,要不发一个二流三流会议的论文赶紧毕业吧。他们一听到我这样说会非常害怕,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将就”了,他们不希望我降低标准。

除了做研究,在其它方面我也有一定的要求。例如,每次我在系里抓到他们讲中文,我就会罚他们一元钱,第二次抓到罚两元,以此类推,到学期结束我们再拿着罚款买冰激凌给大家吃。因为我觉得语言在国外求学和工作中至关重要。还有每年的 OSDI/SOSP 会议,不管学生有没有文章,他们也都会去参加,因为我想让他们去见识一下 OSDI/SOSP 是什么水平。而且,我还给他们布置了“家庭作业”:每天必须和两个人握手。这两个人可以是工业界的人或者学校的教授,但不能是学生。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就很内向,直到做了教授才开始把胆量慢慢练起来。我希望自己的学生可以早点克服交流障碍。我跟他们说,“如果人家不大愿意跟你说话,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将心比心,人家怎么可能有太大兴趣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说话,但现在练的是胆量,只要你敢上去握手,这件事就值得庆祝,我就为你感到骄傲。等你毕业的时候,发的文章多了,人家也愿意多和你交流。”

周礼栋: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参加 OSDI 和 SOSP 时经常有您的学生跟我握手,原来是这样。

周源源:我觉得他们很不错,有的老师还告诉我开会时曾碰到我的七八个学生不停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因为我不允许学生组团去搭腔,必须单独地找人握手。

周礼栋:那您是怎么挑选出这么棒的学生的呢?

周源源:其实我觉得优秀学生的 IQ 都差不多,区别就是这个人做事认真不认真。我招学生时一般会安排面试,让学生根据提前发送的文章做展示,我会看他们认真的态度,比如花了多少功夫准备、有没有找偷懒的捷径、有没有延伸阅读等。我觉得很多系统的知识我可以教,但是努力工作的自我驱动力我教不了。

周礼栋:这个非常有启发。最后我想问一下您对从事计算机科学特别是计算机系统研究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周源源:耐心很重要。我经常跟学生说,从事系统研究就像做老中医,越做越有经验。医生看的病例更多,就更有经验,诊断或治疗就能更准确。系统也是这样,研究员见的系统多了,判断就准确,而且能提前考虑到很多问题。在系统领域几乎没有人只做三五年研究就能成天才。我不清楚其它领域怎么样,但做系统的人绝不是吃青春饭,而是越老越吃香。这就要求系统的研究人员要有耐心。

周礼栋:很多学生都会觉得做系统研究特别辛苦,因而更愿意从事其它领域。您对此有什么观点呢?

周源源:我也跟学生聊过这个问题。如果他们确实对某个领域感兴趣,那没问题,但不要一味追逐热门的或轻松的去做,因为有可能他们毕业的时候,这个行业已经不热或已经饱和了。我认为做系统的人总有饭吃,因为任何时候都有系统,不管是什么新的应用,比如现在的人工智能,都需要系统的支持。系统专业的学生一直不是很多,因为较累,但他们从来都不愁找工作,因为高校毕业的系统专业的人每年没有那么多,而工业界学术界又有很大的需求。

周礼栋:确实是,我也觉得学生选方向的时候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而不是去追求那些比较热门的专业,最后竞争过于激烈、自己也失去了个人特点。

周源源:有一句话叫“扬长避短”,现在越分越细,所以大家要看准自己的长处在哪儿。比如现在很多人想做人工智能,而一旦发现里面涉及大量统计和数学知识就开始害怕了。如果你不喜欢统计、不喜欢数学,这也不是你的长处,光去追热门有什么用呢。我曾经给本科生教操作系统课,几个星期下来,有的学生就对系统方向的研究上瘾了,觉得特有意思,而另一批学生就特别反感,认为系统过于复杂,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在系统学习中,学生格外容易两极分化,有的人很热爱,有的人讨厌,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走。

周礼栋:感谢您的分享,我们都受益良多。我们非常期待您8月在“二十一世纪的计算”大会上的精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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