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建院25周年。25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探索并实践了一种独特且有效的企业研究院的创新模式，并以此为基础产出了诸多对微软公司和全球社会都具有积极影响的创新成果。借此机会，我们特别策划了“智汇对话”系列内容，邀请全球各领域顶尖专家学者，与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周礼栋博士共同畅谈研究文化，探讨跨学科创新，展望技术未来。

2023年6月，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周礼栋和研究员们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对话。比尔·盖茨不仅分享了他对微软亚洲研究院过往成就及未来发展的看法，还谈到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重要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创新对医疗、教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周礼栋：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比尔·盖茨先生与我们一起交流。今年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25周年，回顾过去，我们要特别感谢您，因为您在研究院的创建和发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您也曾亲自参与过研究院很多里程碑式的活动。我们很好奇，当初建立微软亚洲研究院时，您的愿景和期望是什么？

比尔·盖茨：微软公司在发展初期时，主要是从业界的研究中受益，例如 IBM 研究实验室、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以及一些知名的高校。随着我们成长为最大的软件公司，吸引了更多优秀的人才，我们开始思考我们自己能否做出伟大的研究？

微软研究院做得很好的一点是，通过招聘实习生、赞助项目等方式与计算机科学人才建立联系，真正融入学术界。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是学术界的伙伴，我们起步比较早，与学术界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吸纳了许多聪明睿智的人才。我们也有着很好的传承——你已经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第五任院长了。因此，我们始终有优秀的人才致力于技术突破。在微软所有的研究机构中，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如果没有这里的创新研究，微软必应恐怕会面临更加残酷的竞争。

身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微软亚洲研究院继续帮助我们引领创新，我们要在更多领域有所作为，不仅仅是大语言模型（LLMs），而是需要各种类型的人工智能，并将这些技术融合起来。今天，深入的科学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对此充满期待。

周礼栋：您刚刚提到了一些知名的企业研究机构，比如施乐帕克研究中心，他们在 ALTO 计算机诞生50周年之际，邀请了 Butler Lampson、Charles Simonyi、Alan Kay[1] 等人分享了 PC 时代的创新环境和历程。他们还邀请了微软首席科学官 Eric Horvitz 分享了他对微软研究院的看法，Eric 与您一样强调了我们与学术界的合作，以及我们建立了开放的协作环境。

您对新的人工智能有什么看法？它会对企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模式，对我们研究院的运作方式，以及对我们与高校的合作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

比尔·盖茨：新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着世界。人们原以为机器人技术，也就是我所说的蓝领人工智能会先出现，然后才是白领人工智能，因为那时我们还不清楚人工智能是如何表达知识和推理的。我曾经说过，很多研究工作只是在扩大猜词模型的规模，我没有预料到这种做法会奏效，甚至产生深远的影响。

2022年9月，OpenAI 和微软团队来我家做客并向我演示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GPT），他们接受了我之前提出的挑战——让人工智能模型通过 AP Biology（大学进阶生物学），并回答一些从未被问过的生物学问题。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就像当年我在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看到 Bravo 图形用户界面一样，那个里程碑为我们接下来15年的发展设定了目标。

我认为现在进行人工智能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很多领域都将从人工智能中受益，很多人也都对人工智能充满了热情，所以人才将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面临一些计算方面的瓶颈，要更好地运行人工智能模型，就需要在算力上投入更多。我们要更明智地分配有限的资源，从而获得更高的执行效率。未来的发展趋势已十分明显，而且还将持续，因此我们还需要更多具备处理前沿问题能力的人才。

周礼栋：您一直专注于盖茨基金会的事务，致力于解决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例如健康、公平性、贫困等问题。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希望通过技术的发展来应对可持续发展、健康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挑战。那么，您认为有哪些难题，是像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样的企业研究院和盖茨基金会可以一起合作来攻克的？

比尔·盖茨：我现在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三类。首先，是盖茨基金会主要关注的健康领域，比如我们与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lobal Health Drug Discovery Institute, GHDDI）。其次，为了缓解气候问题，我们成立了突破能源（Breakthrough Energy）基金。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为微软的产品提供意见，我必须说，萨提亚（微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 Satya Nadella）让我的这项工作变得既简单又有趣。

自从 GPT-4 演示之后，我在第三项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增加了一倍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们必须快速付诸行动。它让我想要把它作为一位“教育导师”，不仅能解答数学问题，也能解释错误原因和推导结果。我们都知道，优秀的人类教师不仅可以观察到学生的身体状态是否疲劳，也能以兴趣为导向来启发学生，让学生直观地看到问题，并给出反馈。但是，优秀的教师资源是远远不足的。

在健康领域，医生的资源也十分稀缺，而人工智能可以让一些事情自动化完成。例如，盖茨基金会和合作伙伴希望推动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超声检查来帮助拯救母亲和她们的婴儿。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发现新药物等等。

如今，微软的前沿技术与盖茨基金会的目标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我们在监测基础医疗系统方面进行合作，有很多地方缺少基础的软件构件。事实上下一站我会去尼日利亚，那里的医疗系统很薄弱，有15%的孩子在5岁前就夭折了。在新技术出现的重要时刻，我们要如何为这些贫困地区提供帮助？我们希望可以弥合这个差距。

微软研究院的 AI for Science 是一个很棒的研究方向，特别是药物发现和医疗建议，尽管这些研究还需要四到五年才能产出成果。到那时，像非洲地区缺少医生的现象将得到改善，因为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提供一个类似人类医生水平的助手，这个想法令人振奋，而且是可以实现的。

周礼栋：您一直在关注各种突破性的技术，也预测了很多技术的发展趋势。最近您看到了哪些新的突破性技术？

比尔·盖茨：是的，还是两个来自基金会的项目。一个是对营养的基本理解。在一些贫穷的国家，营养不良会导致心理或身体的发育缺陷。你从身高可以看出发育迟缓，如果你看智力能力，像85这样的智商与先天基因无关，完全是因为缺乏食物。所以理解肠道炎症和微生物群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如果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孩子，但这种方法非常昂贵。所以对营养的基本理解，基金会必须资助很多这样的项目，其中一些见解将有助于解决营养过剩的问题，但对我们来说，主要的目标是营养不足，所以这非常令人兴奋。

另一个我们感兴趣的技术是基因编辑。目前，一台基因编辑手术价格高达200万美元，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负担得起这一费用来治愈镰刀型细胞贫血或艾滋病。我们要做的是让价格降低到2000美元，并且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我们设定了一个十年计划，我们的目标是让非洲也可以负担得起这样的手术。

mRNA 也很值得研究。盖茨基金会目前正与三家 mRNA 公司——Curevac、Moderna 和 BioNTech 合作。BioNTech 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们在合作研发结核病和疟疾的 mRNA 疫苗。

在气候领域，核聚变能源对于优化能源供给结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投资了 TerraPower 及其它四家核能公司。核聚变很有希望，因为它是一种24小时可靠、不受天气影响的绿色能源，如果它能足够便宜，那将是一项非常重大的突破。同时，我们也在关注很多领域的排放问题，从钢铁、水泥、直播稻（direct seeded rice）等多方面助力减少排放。

过去五年，有关创新的工作，包括微软的工作、气候工作、全球健康工作等方面的进展都比我预期得要快。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政府部门也需要考虑如何面对人工智能，并帮助人们过渡和适应新的形势。

周礼栋：技术创新的步伐正在加速，而我们必须把这种加速引向正确的方向，来解决真正的问题。非常感谢您来到中国，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与我们分享这些见解，谢谢！

[1] Butler Lampson、Charles Simonyi、Alan Kay，三人都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曾经在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一起工作，参与了许多创新性的项目，对个人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