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小学霸、清华本硕博连读，再到人工智能科学家......微软亚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希廷的经历像极了“别人家的孩子”。虽然如此优秀，她却经历过一段充满迷惘的挫败期。读博、做科研期间，她发现追求极致的卓越和以主流标准优化自己的评价体系失效了，甚至成为了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想在未知的科研中创新，更需自己从外界指标驱动转向追求内心的驱动力。她是如何减少内耗，听从自己的声音的？又是如何结合人工智能和心理测量，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研究的一部分的？跟随今天的文章，和王希廷一起与自己和解，获得科研与生活中的松弛感。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外滩教育” (ID:TBEducation)（文丨吴玉莹，编丨Iris）。

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最终获得社会认可的成功，是一件好事吗？

在大多数人想来，这是毋庸置疑的好事。

然而戴着成功的光环一路走来，从一个追求极致的学霸，到清华本硕博连读，再到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人工智能科学家，王希廷用亲身经验得出的结论和大多数人的臆断不同：

即使按照主流标准优化自己到极致，总会出现一个阶段，显示这种优绩主义失效了。

王希廷

这种失效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所指出的，优绩主义将人粗暴地分为胜利者和失败者，但即使作为胜利者，也将面临毁灭性的损失。

“损失”不是外在的失去，而是内在的缺损。希廷这样回忆，“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人生重要的时间节点都由考试、论文发表、参加学术会议而标记，内心感到很空虚、无望。”

“获得让自己满意和认可的人生”，成为希廷新的目标，借由对自我内在的挖掘，无论是作为一名女性、一个母亲，还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她都重新发现了新的自己。

*以下为第一人称自述：

“做到极致”和“以主流标准优化自己”，是加持还是阻碍？

在整个受教育的成长过程中，我从小就把“追求极致”和“以主流标准优化自己”当作自然而然融入灵魂的本能。

说是自然而然，应该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系，我的父母本身就是特别追求极致的人。

爸爸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他可以自己学砌墙、装修房子，工作上因为形势所迫换了专业，很快能学会电脑，最近我家装修房子都是他自学画的 CAD 图，所以他学习能力很强，同时自我要求很严格。

我妈妈也是典型的理工女，她是物理老师，偶像是牛顿，在90年代大家还不太用电脑的时候就自己装家里的 Wi-Fi，家里的电线、双联开关都是她自己动手。

正是因为有追求极致的父母，所以追求极致自然而然成为他们对我，以及我对自己的要求。相反，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做到最优，他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然后提出改正建议，尽量达到最优。

那时候也会想既然确定了要优化，优化到什么方向呢？最自然的就是优化到父母、老师、同学们甚至不熟悉的叔叔阿姨们都认可的方向——学习成绩。

可以说我是“改进”和“优化”原则的“受益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了父母的肯定和认可、老师的喜爱，以及别人对父母的羡慕、父母对我的自豪等等这些来自外部的赞美。

以至于这套做事原则深入到我的灵魂，碰到很多事脑子里都有个声音在提醒我哪里可以改得更好。

“极致”和“以主流标准优化自己”成为两个正相关的、互相强化的原则，因为不够极致，所以要不断优化，学习成绩第一、上清华、本硕博连读、发顶刊论文、超高的论文引用率在不同阶段成为我不同的优化标准。

直到读博、做科研期间，我发现这两个原则不但越来越没有作用，还让我第一次产生很深的挫败感，甚至成为我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以前我觉得所有事情只要努力做，就能把它做好，但到了读博写论文的阶段，我觉得非常努力了，天天熬夜去做科研，但是没有成果，整个人就很焦虑和恐惧，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做不好任何事情。

到现在我知道的“读博故事”跟我当时的状况都很像。

一方面，博士阶段的科研创新不是“努力”就能完成的，它可能更需要的是有内心感召力的科研方式。

但很多人在读博的开始还是依据“努力”准则来做事，比如天天熬夜，比如周末都不休息，甚至我听说过有的女博士周末一个人在实验室，做不出什么，就在那里哭。这个就真的是错误的努力方向。

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当你做不出科研成果，就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做错的、不行的，长期在心理上的自我否定会带来更多的恐惧和焦虑。

这个就是曾经的“优绩主义”失效，甚至成为阻碍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优绩主义”的受益者多多少少都会尝过“失败者”的滋味。

回头来看，到了现在这个成长阶段，外界的主流标准对我做事情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少，如果只靠外界的主流标准来支撑自己，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单薄的数字，一种非常表面的、遥远的东西，跟我的内在关联越来越弱。

王希廷博士暑期实践在佛山留念

同时，在反思过程中也会发现，与其靠外在，不如靠内在，自己内在的感受、思考、驱动力才有可能支撑自己前进，越是到了后面想要在科研上做出创新的、有影响力的事情，就越需要我们找到自己内心的动力。

从自我PUA到自我赋能，心理学教会我如何听从内心的感召

如何找到内心的动力？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本科心理老师的一句话：你们学理工科的，总觉得理工科的事情特别难，但最难、最复杂的是人性。

当时的我还想代表理工科跟代表“人性”的心理学争一下胜负，等到读博时候恐惧焦虑大爆发，很快意识到心理学的重要性，无论是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还是自己主动找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都为我更长远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的资源。

心理学带给我更多视角看待“极致”和“优化”。

比如读博时候，极致的努力和过分的自我苛刻其实是一种自我 PUA，当我为了主流标准去努力、没有做到就认为自己是失败者的时候，我从来没问过自己的内心，到底什么才是我最想要的。

王希廷博士毕业留念

现在回想，其实读博的出路就在于关注自己的内心，当你看清楚了自己内心恐惧和焦虑的是主流标准，那么内耗的阶段、自己内心斗争的阶段会少很多。

同时我也明白自己对“以主流标准优化自己”带来的挣扎和痛苦，其实也是一种脑子和心的冲突，当我听从内心的力量以后，那种困顿反而消失了。

比如成为妈妈后，我不会以主流指标和优绩主义来规范自己的女儿。

小的时候，只要我成绩好，我可以不做任何家务，那时候我认为这是优绩主义给我带来的好处；

但现在作为妈妈，我的女儿才两岁，我就很鼓励她自己去劳动，她有自己的小扫把和小簸箕，会自己扫地、拖地，我希望她可以通过体会劳动过程中的收获和成就感，从而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除此之外，在育儿的过程中，对爱的感受让我觉得，外在标准带来的成就感绝对没有爱带来的力量更能让个体受益。

有一次，公司的心理咨询师让我想象自己特别爱的一个人，然后再想象对这个特别爱的人说什么，对 TA 有一个什么样的美好愿望。闭着眼睛，我就想到特别爱女儿，很希望她能够快乐幸福地生活。

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爱，同时也觉得自己很有能量。事后我就反思，从爱孩子的角度出发，以主流指标优化自己真没有那么重要。我希望她幸福快乐，就是她最自然的成长过程。

其实相对于女儿的独立个体，作为妈妈的我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价值标准，那么在育儿过程中我察觉到自己“主观的、外在的”因素，对我和女儿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

有时候女儿在玩一个游戏，搞了半天她都没有找到诀窍，虽然看着她我很着急，但我会告诉自己尽量“忍一下”。可能过了不到10秒钟，她就找到诀窍了，然后玩得很开心，我也会很高兴。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了解她，更信任她，同时她也会对自己更有信心，如果我剥夺了她探索的乐趣，那么她以后可能就会以外在为标准，弱化了内在的力量。

很神奇的是，在感受到对女儿强烈的爱之后，我还学会了好好爱自己，甚至发现了原来不曾感受到的与周围人之间深刻的联结。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举办的 Ada Workshop 2023 活动现场，王希廷与同学们进行分享

比如女研究员之间的联结。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差不多和我同期怀孕、生子的女研究员有四五个，我们自发地吃饭、聊天，从孕期体重增长、孕后身材恢复、再到产后适应工作，因为身边有人互相认同和鼓舞，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孤单。

那种彼此之间对母亲和女研究员身份所遇到问题的深刻共鸣，对爱和育儿的共识，让我们紧紧连在一起，这是我从前从未有过的特殊体验。

将人工智能和人类做对比，重新发现人

可以说心理学不仅帮我解决了读博时期和新手妈妈时期的焦虑、恐惧，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心理学还给我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借由这种生机，可能也给在普遍教育困境中的学生和家长们，一些关于教育的启发。

人工智能时代来临，首先给科研和教育带来冲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周礼栋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今天我们应该像一名冲浪者一样做科研”。

以前的（或者传统的）做科研，更多的是一种保守的、增量式的科研方式，就是你认认真真去做了，按部就班去工作就可以了，它更加像一种平庸的优秀，在舒适圈中做科研。

而冲浪者式的科研是在新时代里，需要一种真正有感召力的、创新的、充满勇气去挑战未知领域的科研方式。它需要调动自己强大的内心力量，做一种引领性质的工作，因此它提出的要求比传统科研要高得多。

在“极致”和“优化”教育原则下成长起来的我，对于一种没有指标的“优化”，或者说创造一种全新指标的“优化”非常陌生。

举一个例子，刚到研究院的时候，我有一个不适应的阶段。以前在读博时科研是非常明确的，导师规定研究方向，然后指导你一步步做出来，包括指正你的错误、如何发表文章等等细节。

但在研究院，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科研贡献者（individual contributor），你要自己找研究方向，自己说明它的研究价值，然后自己发表文章。研究院也不要求发表文章的数量，它要求的是有影响力。

我要如何去优化“影响力”这样的抽象指标呢？

我想起了周明老师的例子。

周明老师是当时研究院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员之一，他在科研中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最自豪的就是为中国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培养了很多学生，主办了中国自然语言处理会议，建立了中国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社群。

这样的指标其实已经从数字变成一种精神，首先是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种共同的理念：做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真的能为人人服务，真的能打动人的内心。

这是个慢慢体会和理解的过程，在学习自我赋能的过程中，我也逐渐领悟，无论是教育还是科研创新，问其他人是没有答案的，你要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答案，甚至创造答案。

正是在不断学习心理学的契机下，我发现了把人工智能和心理测量相结合的科研方式，这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研究的一部分。

通过测量人工智能某些属于人的稳定的高阶能力，比如创造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我们发现：

人工智能更擅长发散性思维，因为它的“脑容量”比正常人类的脑容量大很多，因此它的搜索能力、记忆能力、发散能力都很强。

另外，人工智能在创造力方面还有不足。我觉得这是因为它的优化目标没有人类这么丰富多彩，也就是只有人类真的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很重要，或者说因为人工智能没有内心的感召这个部分，所以它更多的是在现有数据中做一个能力很强但没有什么情感的专家。

也是在这样的对比中，让我们更为理解“人类社会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如何做到对人的关怀，教育中的创造力应该以什么为核心思想”等等问题，是牵扯到未来人类发展的、需要我们非常仔细去思考的部分。

从一个女孩长成女性科研人员，再到成为母亲养育女儿，我自己的成长和教育经过了从外部评价到内部的自我召唤、自我肯定的过程。

在今天这个极速变化的时代，如果我能提出一些建议的话，那就是找到心之所向，活出最优秀的自己。

做到以主流标准来优化自己，在当下的教育体系内自然会得到很多好处，同时，跟随内心的感召、发现内在的力量，才能找到一个人前进中很重要的方向。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就没有办法调动自己内心的全部力量，无法获得让自己认可、满意的人生。